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 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处女，只当她是性 格怪癖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 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 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 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 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 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 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 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 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 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 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 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 “宫殿” 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 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 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 叫“四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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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四路通”通向了“大墙”
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 着团排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 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 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 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 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 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 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 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 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 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 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 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 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 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 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 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 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 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 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 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 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 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