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 “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 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 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 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 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 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 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