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
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
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
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
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
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
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
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
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
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
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
“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
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
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
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
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
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
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