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
激越他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
看！”毛的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
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
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
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
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
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
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
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
（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
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
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
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
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
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
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