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
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
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
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
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
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入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
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
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
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
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问，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
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
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
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
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