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七，电牍六，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①《全集》，卷六，奏议六，《设立教堂局片》。
②《全集》，卷七十五，电奏三，致总署。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④《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致军机处外务部天津袁宫保。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限制租界严禁侵占折》。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0页。
第二节 从“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
在处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策略思想方面，张之洞经历了由“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转变过程。大致说来，从他七十年代末跻身“清流”，参预改订《中俄条约》，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其外交思想的重心不脱林则徐、魏源“以夷制夷”之故道。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张之洞鉴于清廷地位进一步衰落，“制夷”已不现实，列强争夺在华利益进一步加剧，转而倾向接受美国“开门通商，利益均沾”的主张，其目的在利用均势，行“羁縻”之术，以维护脆弱已极的国家独立地位、领土完整及主权。相对而言，张之洞前期外交策略思想较为积极主动，但迫于内外形势，行之不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消极被动的力量、利益“平衡”策略求得局面的维持。手法迥异，但宗旨一脉相承，即利用列强矛盾，力挽主权尊严。
“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应对周边诸族的贯用策略。近代以降，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对于中国人来说，“夷”已不是指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指西方殖民者。在近代中国，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抗御西入侵略，首倡者为林则徐。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日甚一日之时，朝廷上下“封关禁海”之论甚嚣尘上。惟独林则徐以开放眼光和主动精神，认为“不分良莠”一概禁绝与列强往来，并非万全之策。既要与外通商，又要防止失利丧权，“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①林则徐的本意在利用矛盾，掌握主动，这当然不错。可惜“以夷制夷”的前提是自己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不惟谈不上制夷，将反而为夷所制。如果说在林则徐的时代，“天朝上国”虽然内囊已尽上来，而架子还不曾完全倒塌，因而“以夷制夷”还有可能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洋务派主持清廷外交时，“以夷制夷”策略便更多地只是体现出在大厦将倾之际振衰起颓以挽国势的良苦用心，而实际上却很难行得通了。
张之洞早期的外交策略思想与李鸿章并无二致，也主张“以夷制夷”。他引用经传所谓“度德量力”，史策所载“远交近攻”来论证外交“须审邻国之治乱强弱，于我之远近缓急，分别应之。固无一律用武之道，亦无一概示弱之理。”①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企图联俄以制日，张之洞却力主联英、日以制俄。甲午战后，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访俄国，临行之前宣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其得意之作是以租借军港、出让修路权、开矿权以换取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退出甲午战后从中国割占的辽东半岛。张之洞的联英、日以制俄外交构想，有其理论上的依据，这便是他对于“陆权”“海权”国家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