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卫生先使民强壮”的考虑，张之洞一向对摧人体魄，毁人精神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早在抚晋期间，他就严禁在校诸生吸食鸦片，规定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订《学务纲要》，又专立一条：“查洋药为鸠毒之尤，各省学堂均应悬而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
④《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学务处发学歌军歌》。
②《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
③《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语行。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②《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①《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罂粟片》。
第二节“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随着张之洞“洋务”事业的展开，教育思想的变迁，他对于已经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的结合一一科举制度的病灶洞察日渐透彻，认为这一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①必须予以改革，而代之以新式学堂，他的教育制度论因此而发。
张之洞对废止科举，广兴学堂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他虽有改革教育制度的零星设想，却并无系统。甲午惨败的刺激使他痛切感受到教育制度变革的紧迫性，并仔细研读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整顿学校》诸文，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吁清修备储才折》主张广设学堂，采纳了李提摩太的意见。②不过，此时张之洞尚未正面批评科举制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已指明科举制的诸种弊端，认为“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但尚未提出废除科举，而是主张“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其具体方案是“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第二场试以时务策，第三场试以四书五经文。“大体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这样改革的好处是“寒士无文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喜，人才必多。”①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方面已有众多实绩，对于科举、学堂的优劣短长，有明确比较：
“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的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②总之，“凡科举之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明矣。”③“尽管如此，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张之洞此时仍主张用递减员额的温和办法，逐渐使科举消亡，以缓解社会传统习惯势力对于新教育制度的顽强阻力。其具体步骤是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十年减完。他特别申明：“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他还为“旧应科举之老儒”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安排出路，使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定期查其实绩，比照同文馆汉文教习例给予奖叙。①张之洞的考虑不可谓不精细入微，用心良苦。但是，传统势力的历史惰性却并不因此而稍减。新式学堂的推行，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大兴学堂。其奏称：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仁，化民成俗，胥基于此。②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③科举制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古制度行将就木的文化征象。张之洞促成了它的实现，有功于历史。破与立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在改革科举的同时，张之洞于创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也耗费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