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根本上说，王戎与阮籍把儒道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大概是主张儒道合一的，《晋书·阮瞻传》载，阮瞻见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所谓"将无同"，意思是恐怕相同吧。①王戎似乎很同意阮瞻的说法，所以赞叹不已，并起用了他。
王戎的人格形象比起向秀的"容迹"，带有更为浓郁的"圆滑"特征。
《晋书》本传说："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寻拜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僚寀。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与时舒卷"或"与时浮沉"，不仅是王戎在"晋室方乱"时所奉行的信念与行为准则，大概也是他一生所奉行的信念与行为准则。蘧伯玉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孔子对他很推崇："君于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孔子称赞蘧伯玉，依据的是儒家"穷居达济"的道德原则。庄子也很推崇蘧伯玉。《庄子·则阳》说他是"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而卒诎之以非也，未尝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庄子称赞蘧伯玉，大概依据的是道家"和光同尘"的超道德原则。
王戎慕蘧伯玉之为人而"与时舒卷"或"与时浮沉"，很难说他所奉行的是儒道哪一家的原则，大概是与向秀一样，他所遵循的是儒道综合的原则，按照这种原则而行动，王戎的外在人格形象必然具有多变性的特征，呈现为一种亦道亦儒、混迹于世的"圆滑"人格。他虽为吏部长官或位总鼎司，身在名教之中，但依据于自然与名教统一结构中的"自然"一面，完全可以采取一种"委事僚寀"的超世态度。反过来说，王戎虽然心追自然，但依据于自然与名教统一结构中的"名教"一面，又可以不必隐居山林，与现实对立起来。这种人格形象与向秀一样，都是儒道合一思想原则的外现。
王戎的"贪"与"廉"的行为冲突，也可从他所奉行的价值标准中作出合理的解释。《世说新语·德行》记载了王戎一个故事："浑（王戎父）薨，所历九郡政，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此可谓"廉"矣。
又同书《俭啬》注引《晋书》云："戎好治生，园田周遍天下，翁岖二人常以象牙筹划，昼夜算计家资。"此又可谓"贪"矣。从"廉"的一面看，王戎的人格形象可以与道家所主张的"不为外物所累"的思想相合。从"贪"的一面看，王戎又带有儒家式的纯世俗的人格形象特征，但从内心世界来说，也可以认为是宅心玄远的。无论是"贪"，抑或是"廉"，都不过是"与时舒卷"或"与时浮沉"的一种形式，是儒道合一思想原则的另一种外现。
① 参见冯友兰的解释，《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01-202 页。
在"居丧"问题上，王戎的人格形象与阮籍表现为惊人的相似。《晋阳秋》载："戎为豫州刺史，遭母忧。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棋奕而容貌毁悴，扶而后起。"（《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阮籍丧母在前，王戎丧母在后，王戎毁弃礼法的行为，我很怀疑他是模仿阮籍。但是，如果深追二人所奉的价值原则的不同，也可以说他们行为的意义并不一样。在阮籍那里，其内在的理想是儒家，其外在的人格形象是道家的，"至孝"与"毁礼"构成尖锐的冲突，即"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心灵与行为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儒道两种不同思想或价值观念矛盾的体现。而对于王戎来说，由于他是主张自然与名教是统一的，那么，他的"不拘礼制"的行为，未尝不可以解释为其内心信奉儒家礼法的；而他的"容貌毁悴"的"至孝"行为，又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心宅自然的。与阮籍不同，王戎外在行为的冲突，体现着儒道综合的思想原则或价值观念。
王戎的"与时舒卷"或"与时浮沉"，当时曾经引起过人们的争论。《晋阳秋》载：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论之曰："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岂其然乎？这曰："运有险易，时有昏明，如子之言，则蘧瑗、季扎之徒，皆负责矣。自古而观，岂一王戎也哉！"--《世说新语·俭啬》注引"或谓"和戴逵之论代表了时人的一种看法，"或曰"则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看法。照戴逵一派的看法，王戎的"与时舒卷"或"与时浮沉"，是他处于危乱之世而旨在兔祸全身的一种韬晦策略。这种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仅王戎如此，而且在竹林七贤中采取韬晦之计的乃一种普遍现象，但大都没有王戎表现得那样极端与典型。这里要强调两点：第一，王戎的"自晦"，照戴逵所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那么，王戎的内心世界自然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倾斜，但他所感受到的仅是环境对个体的一重压迫，而决不会像阮籍那样，引起"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另一重压迫，其原则就在于他奉行的是自然与名教相统一的价值原则。这一点也适用于向秀。其次，阮籍主要是个文士而兼作官僚。他"仕不事事"，这当然是对社会不负责的一种消极行为，但是，他一生未居要职，他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士"而不是"官"。对于"士"或知识分子来说，他对于社会 的作用不是体现在事功方面，而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阮籍的玄学理论代表了玄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反映着时代精神的需要，他的旷达狂放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又曲折地揭示了现实的不合理性。就此而言，阮籍的历史作用在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王戎"晦默"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当然也是对社会不合理性的揭露。但是，与阮籍不同，王戎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官"而不是"士"。他一生官居要职显职，按照道理讲，应该对社会历史负责，但却为保全自己而"与时舒卷"或"与时浮沉"，一昧韬晦，不能匡世扶时。晋室大乱，造成中国历史上几百年的分裂局面，给社会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这当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但与王戎一类人的生活态度与行为也不无关系。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而言，王戎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王戎的人格形象反映着门阀贵族地主的腐朽性。时人批评他"大臣用心，岂其然乎"，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总之，向秀和王戎都以综合儒道关系或调和自然与名教关系为思想宗旨。在人格问题上，向秀之"容迹"，王戎之"与时舒卷"或"与时浮沉"，都是基于这一同样的价值标准，因此，可以把二人划归为同一类型的人格。
这类人格的形象特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似乎毫无是非原则，给人一种圆滑的感受，因此，可以称之为亦道亦儒的"混世型"人格，这与阮籍"精神逍遥型"的双重人格有原则的区别。
四、阮籍与嵇康
阮籍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中的杰出人物和精神领袖，其思想和人格形象也极为相似。阮籍"以庄周为模则"（《三国志 ·魏志·王粲传》），高唱"礼岂为我辈所设"；嵇康也"笃好老庄"，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力主"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他们都对老庄道家思想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表现为崇尚自然而贬斥名教的思想倾向。阮籍是"志气宏放，做然自得，任性不羁"（《晋书·阮籍传》），嵇康是"远迈不群"、"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晋书·法康传》），"言论放荡，非毁典谟"（钟会语），同表现为旷达纵放的名士入格特征。后世把他们合称为"嵇阮"，并把其思想都归之为"反名教"一类，这是有道理的。确实，二人为神契之至友，共同的生活时代和共同的文化背景或环境，铸造出他们相类似的人格结构，造成他们相近似的理想、追求及生活情趣。
但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旨趣和人格又有某种程序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人有着更大的可比性，从而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阮籍的人格特质和思想特质，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阮籍的思想、人格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一）理论形态与思想旨趣之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