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于对苍生的同情，贾谊便骂起"在位"者和老天爷来了"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这是对"在位"者的批评，由于他们"操行之不得"。
"政治失中而违节"，导致阴阳失调，天气乖戾。"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栗兮，以郁佛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这是对老天爷的埋怨：既生蒸民，为何又"不与福"呢？这岂不是"不仁"、"不信"吗！
对比一下贾谊写《旱云赋》与他写《鵩鸟赋》时的心情，我觉得两者是很不相同的：在写《鵩》赋时，他忧的是个人的命运，觉得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即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只好自我安慰："德人无累兮。知命下忧"，这也就是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可是，在写《旱》赋时，他忧的却是广大苍生的痛苦，在分析这种痛苦的原因时，既讲到了"天意"，又注重人事，他既骂天，也骂人，从而表现出一种"怨天尤人"的抗逆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抗逆精神的鼓舞，所以贾谊在梁怀王太傅任内，才能不断给文帝上疏，陈述自己的政见，希望有所改革。
那么，这个时期，文帝对贾谊的建议采取什么态度呢？有的接受了，有的却没有接受。例如，文帝六年（前174）淮南王刘长谋反废死之后，有些同情者造出歌谣攻击文帝："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言；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在八年（前172）夏，封淮南王刘长之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看到文帝这样做，知道他要为这些人封王作准备，于是上了一篇《谏立淮南诸子疏》（即今《贾子新书》中《淮难》篇），疏曰：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迂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于，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于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汉书·贾谊传》）
贾谊对文帝封"罪人之于"为列侯的危险性的分析，是十分直率和真切的。可是，文帝对贾谊的这些忠谏却听不进去，不仅当时封刘长之子为侯，后来又于十六年（前164）封他们为上，即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文帝十一年（前169），贾谊上《请封建子弟疏》，建议文帝加强自己两个亲儿了诸侯国，即代国和淮阳国的势力，时梁王已死，所以贾谊建议，"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郦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键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扦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汉书·贾谊传》）对贾谊这个建议，文帝基本上是接受了的："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粱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同上）
总的来说，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的境遇，较之任长沙王太傅时的情况要好得多。首先，由异姓王太傅改为同姓王大傅，而梁怀王又是文帝最宠爱的少子，这说明文帝开始恢复了对贾谊的信任，所以贾谊也积极献策；其次，梁国地处中原，与长沙国的"卑湿"相比，要干燥得多，且离京师也较近，政治经济也发达一些，故贾谊在此生活也较习惯；最后，梁怀王刘揖当时年纪虽小，但好读诗书，有贾谊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太傅，师徒之间也是相得甚欢的。由此可见，贾谊当时的心情，从总的来说应该是比较愉快的。可是，好景不长。当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四年之后，文帝十一年（前169）刘揖人朝时，不慎坠马死。这，无疑对贾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方面梁怀王是文帝的爱子，他担心文帝因此而怪罪于他；另一方面，他与刘揖的关系相处也甚欢，这一死，使他十分悲悼。因此，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汉书。贾谊传》）贾谊死于文帝十二年（前168）终年33 岁。一代天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的确是十分令人叹惜的。
第二章 著作的真伪与系年
可靠的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们要研究贾谊的思想，就要根据证据确凿的贾谊著作。然而，关于贾谊某些著作的真伪问题，历来聚讼纷坛，莫衷一是。因此，在探讨贾谊思想之先，有必要探讨一下我们必须据以分析的材料的可靠性问题。
一 著作真伪，聚讼纷坛
（一）关于贾赋真伪的考辨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类有"《五曹官制》五篇"，班固自注："汉制，似贾谊所条"；赋类有"《贾谊赋》七篇"。又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抬补》于《春秋》类有贾谊《春秋左氏传训诂》。以上四种著作，《五曹官制》和《眷秋左氏传训诂》，早已失传，所以前人讨论不多。赋七篇今尚存五篇，《吊屈原赋》、《鵩鸟赋》原载《史记》和《汉书》本传，是世所公认的贾谊著作，没有争论。《旱云赋》和《鵩赋》原载《古文苑》。《惜誓》载《楚辞集注》。对《惜誓》和《旱云赋》是否为贾谊所作，后人有不同看法。例如，朱熹在《楚辞集注·惜誓》的题注中说："《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鵩鸟》二赋，而无此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而疑不能明'；独洪兴祖以为其问数语与《吊屈赋》词指略同，意为谊作亡疑者。今玩其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故特据洪说，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这表明朱熹是信为贾谊所作。清人王耕心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其文（指《惜誓》--引者）虽搞辞高朗不让昔贤，而篇首即云'余年老而日衰'，其非贾子遗文已不待辩。或以为代屈原为辞，尤非事实。屈原之衰健，向无明文可考，今乃妄称衰老，于义何居？且贾子之忠诚可质屋漏，《度湘赋》（即《吊屈原赋》--引者），颇寓迁谪之慨，亦怨而不怒，无愧风人。此文篇首己云衰老，篇中复云'寿冉冉而日衰'，又云'况贤者之逢乱世哉'，又云'远浊世而自藏'，以孝文之世为乱、为浊，后世犹无此言，况在贾子？若直以此为贾子所作，何异诬罔先贤，妄凿浑沌！朱子注《楚辞》，虽亦姑事因循，要为千虑之一失，非后学所宜附和。"（《贾子次诂·记纪下》）所以王氏在编《贾子次诂》时，便将此篇弃而不录。
其实，王耕心否定《惜誓》为贾谊的论据，王夫之在《楚辞通释·惜誓》的题解中早已回答了。王夫之肯定此赋为贾谊的著作的根据是：
一、"贾谊渡湘水，为文以吊屈原，其同旨略与此（指《惜誓》--引者）同。"王夫之的这个观点，与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吊屈赋》词指略同"是一致的。就以王耕心举的例子来说，《惜誓》中讲"况贤者之逢乱世哉"，在《吊屈原赋》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葺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又如《惜誓》中有"远浊世而自藏"，《吊屈原赋》中则有"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沏深潜以自珍。"为什么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可以那样写，而在《惜誓》中写了，就不行呢？可见，王耕心说"以孝文之世为乱、为浊，后世犹无此言，况在贾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谊书若《陈政事疏》、《新书》，出入互见，而辞有详略，盖谊所著作，不嫌复出类如此，则其为谊作审矣。"王夫之把《陈政事疏》与《新书》之间"出入互见"的责任推在贾谊头上是不公正的。实际上，《汉书·贾谊传》中的《陈政事疏》是班固撷取《新书》加以重新编辑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下文我们还要详述。不过，就《新书》本身来说，也确有一些段落有重复之处。造成这种重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在《新书》流传过程中抄写差错所致；其二，贾谊自己在不同场合、时期写同一主题的文章时，不可避免地使用类似的思想。我认为，《惜誓》和《吊屈原赋》中的重复，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因此，尽管其思想有类似之处，但其表达方式，即语句并不雷同。
三、王夫之还指出："惜誓者，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变计也。谊意以为原之忠贞既竭，君不能用，即当高举远引，洁处山林，从松乔之游。而依恋昏主，迭遭谗毁，致为顷襄所窜徙，乃愤不可惩，自沉泪罗，非君子远害全身之道，故为致惜焉。谊所言者，君子进退之常经，而原以同姓宗臣，且始受怀王非常之宠任，则国势垂亡，而欲引身以避患，诚有所不能忍；其悱恻自喻之至性，有非贾生所知者。则惜誓之言，岂足以曲达幽忠，匪舌是出，九死不迁之郁曲哉？顾其文词瑰玮激昂，得屈宋之遗风，异于东方朔、严夫子、王褒、刘向、王逸之茸阘无情。且所以惜原者，珍重贤者而扳留之，亦有合于君子爱惜人才之道。故今所存去，尽删七谏九怀以下诸篇，而独存《惜誓》。"王夫之这段话表明，他认为《惜誓》虽未能"曲达"屈原之"幽忠"，但其文词"瑰玮激昂，得屈宋之遗风"，较东方朔等人的"无情"之作为高。加之《惜誓》"有合于君子爱惜人才之道"，所以王夫之对之十分重视。他在作《楚辞通释》时，将传统的《楚辞》中许多篇章均删去了，但却保存贾谊的《惜誓》，这说明他对此赋之重视。相比之下，王耕心将此赋从他自己重新编定的《贾子次诂》中删去，就显得过于轻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