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车舟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中长而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不足。（《威不信》）贾谊批评文帝的这些话不可谓不尖刻，然而文帝却为什么不为所动呢？这里，内部诸侯王强大，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前往代地，准备抗击匈奴，便趁机谋反，发兵欲袭荥阳。这时，文帝只好"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史记·孝文本纪》）。除了诸侯牵制之外，汉初社会国力不够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汉高帝平城之困，给汉初几个皇帝留下了比较深的心理压力，因此一谈匈奴，往往为之变色。所以自高帝使刘（娄）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始，中经惠帝、吕后，至文帝，均只好按高帝对匈奴的这一既定方针办。当然，文帝一朝也并不是没有以武力抗击过匈奴。例如，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入侵北地，居河南为寇。文帝就曾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颖阴侯灌婴击匈奴。贾谊逝世之后，文帝也曾数次发兵击退入侵边境的匈奴。但是这些武力行动都是属于防御性质的战争，基于国力所限，当时只是将匈奴驱出约定的界限之外，而无力长驱直入，致使匈奴远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贾谊在上文帝书中所建对匈奴之策，也绝无用武力驱除匈奴之语。相反，而是强调"王者战义，帝者战德"（《匈奴》）。这一点，固然反映了贾谊重礼治的一贯思想，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岂不是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国力还不足以用武力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吗？贾谊说过："匈奴不敬，辞言不顺，负其众庶，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数行不义"（《匈奴》），这里所谓"负其众庶"，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匈奴的实力比较强大。
（二）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
既然武力驱逐没有力量，和亲又过于屈辱，那么就只有用儒家的方法，即"战德"了。所以贾谊说：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舜舞于羽而南蛮服。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然不承帝意？（《匈奴》）
所谓"以厚德怀服四夷"，当然是儒家的传统主张。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就是说，只要实施德治，那么老百姓和诸侯、属国就会象众星拱北斗一样，团结在你的周围。《礼记·中庸》把"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称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治理国家的九种方法之一。贾谊的"战德"，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然而贾谊对付匈奴的方法，也不纯粹是儒家的，其中也包括某些法家的"术"。例如他说：陛下肯幸听臣之计，请陛下举中国之祸而从之匈奴，中国乘其岁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残亡，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答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杀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成惮大信，德义广远，据天下而必固，称高号诚所宜，俯视中国，远望四夷，莫不如志矣，（《解县》）
所谓"举中国之祸而从之匈奴"，就有悖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条。这样做，也许还是为了实现贾谊自己所说的"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益壤》）的一贯主张吧。不过，这样就必然会要使用法家的种种权术。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贾谊提出的"三表、五饵"更加清楚地看出。"饵"者，钓饵也。放长线，钓大鱼，就是一种权木。朱熹的弟子昌父就曾看出这一实质，他说："'五饵'之说，恐非仁人之用心。"对此，朱熹回答："固是。"（《朱子语类》卷一三五）
所谓"三表"，即"以事势谕天子"之信、爱、好。贾谊说：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己诺，若日出之的灼。故间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图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枝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若此刚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匈奴》）
贾谊讲的"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所谓"爱"，是爱"胡人"的面目外貌；而"好"，则是喜欢其技艺。他说："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也就是"仁"的表现。而在信、爱、好三者之中，"信为大操"，是帝者守信义的一种表现。可见，贯穿"三表"的基本思想是儒家的"战德"。不过，贾谊既然把匈奴比作"猛兽"，他对汉文帝说："今不獦猛兽而獦田彘，不搏反寇而搏蓄菟，所獦得毋小，所博得毋不急乎？"（《势卑》）加之儒家历来又视戎狄为缺少礼义的民族，因此他所说的"爱"和"好"是否为真心，就很值得怀疑了。既然不能做到真心，其"信"也就难免不使人怀疑其真诚。因此，贾谊的谕爱、谕好、谕信的本身，就使人感到带有权术性质。
贾谊所说的"五饵"为：其一是以锦绣华饰坏其目，这就是所谓"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文锦，将为银车五乘，大雕画之，驾四马、载绿盖、从数骑，御骖乘，且虽单于之出入也，不轻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时时得此而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为吾至亦可以得此，将以坏其目。"其二是以美胾炙坏其口，即所谓"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美胾炙肉，具醯醢。方数尺于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百数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而所未尝得也。令来者时时得4此而飨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悇憛其所自，以吾至亦将得此，将以此坏其口。"其三是以音乐舞蹈坏其目，即所谓"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俱）乐，吹萧鼓鞀，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后（待），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惟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耳。"其四是以财富厚赏坏其腹，即所谓"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约致也。陛下必时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囷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具召胡客，飨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囷京之畜，皆过其故王，虑出其单于或（域），时时赐此而为家耳。匈奴一国倾心而冀，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腹。"其五是厚待胡人贵族及其子弟，以坏其心，即所谓"于来降者，上必时时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后得入官。夫胡大人难亲也，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侍。上即飨胡人也，大觳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婴儿得近侍侧，胡贵人更进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钱（醆），时人偶之。为间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时以赐之。上即幸拊胡婴儿，捣遒之，戏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闲且自为赣之。上起，胡婴儿或前或后，胡贵人既得奉酒，出则服衣佩缓，贵人而立于前，令数人得此而居耳。一国闻者、见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心。"韩非子认为"术"有七种，其二就是"信赏尽能"。他说："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又说："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子·年储说上》）这就是说，人臣象兽鹿吃荐草一样，喜欢厚赏。贾谊的"五饵"都是属于厚赏的内容，他希望通过对匈奴民众和权贵的厚赏，达到"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又引其心、安得不来"的目的。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他说：故三表已谕，五饵既明，则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单于寝不聊寐，食不甘口，挥剑挟弓，而蹲穹庐之隅，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彼其群臣，虽欲毋走，若虎在后，众欲无来，恐或轩（摲）之。此谓势然。其贵人之见单于，犹迕虎狼也；其南面而归汉也，犹弱子之慕慈母也；其众之见将吏，犹噩迕仇雠也；南乡而欲走汉，犹水流下也。将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夫恶得不系颈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哉！此谓战德。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出，贾谊讲的"战德"虽为儒家的词句，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乃是法家的实质。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他说："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千石大县，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小，甚窃为执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试理此？夫胡人于古小诸侯之所铚权（获）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计，半岁之内，休屠饭失其口矣；少假之间，休屠系颈以草，膝行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唯上财幸。而后复罢属国之官，臣赐归伏田庐，不复垮末廷，则忠臣之志快矣。"（《势卑》）透过贾谊的这些言论，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灼然可见。
第六章 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
马克思说："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45 页）在中国古代，重农思想表现得特别突出。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著作的《尚书》中，便有"先知稼穑之艰难"（《无逸》）的说法；而《洪范》八政，已把食与货列于首位。西周末年的虢文公更明确指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国语·周语》）这已经是从理论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农本思想的萌芽。墨家也很重视农业生产。墨子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七患》）而明确提出"农本"概念的，则是法家。早期法家李悝说过，"农事害"是"饥之本"，"女工伤"是"寒之源"（《说苑·反质》）。商鞅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这里讲的"本"，指的就是农业。因为商鞅接着便指出："事本传，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一 从以民为本到以农为本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贾谊是"民本"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并首次给予全面论述者。正是由于他十分重视民本，所以非常自然地也就会把以农为本作为其民本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道理十分清楚，因为"民以食为天"，如果光口头上喊重民，而不去关心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粮食及生活必需品问题，那么"以民为本"便会成为一句空话。贾谊正是这样认识问题的。所以他把能否"富"民、"乐"民作为考察人臣的标准："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大政上》）
（一）汉初社会背本趋末现象的发展
可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与贾谊的这种富民要求的差距却甚远。原因就是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一种"背本趋末"的现象。正如贾谊所说：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年而弊。作之费日，用之易弊。挟巧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瑰玮》）
这里讲的"挟巧不耕"的人，指的就是从事工技等"末业"的人。他认为正是这些操末业的人，不仅"多食农人之食"，而且由于他们追求"雕文刻镂"之物，浪费了物力和人力，败坏了社会风气。贾谊的这种批评，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汉高帝初定天下时，国家十分贫困，"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可是经过惠帝、吕后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衣食滋殖"，至文帝即位，"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有过描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疆族于京师。"这是说，汉初统一的政治环境是工商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司马迁还按地区分析了各地的经济情况，指出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着的背本趋末现象。例如关中，曾为历代秦国君王的首都，本来就"多大贾"，汉代以长安为京城之后，"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河东地区，"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官，遍诸侯。"而邹鲁这个历来具有"周公遗风"的地方，也"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了。至于楚越之地，亦"多贾"；吴越之地，由于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由此可见，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汉代前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富商巨贾也必然涌现出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司马迁也有所介绍。例如，蜀卓氏，原为赵人，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后，"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齐人刀间，收取"舛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宣曲任氏"独窖仓粟"，利用楚汉战争发了大财。斥候出身的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而无盐氏"富埒关中"。透过司马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其一，当时手工业，如铸铁、煮盐比较发达；其次是渔猎；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商业也随之兴旺，而商业之中不仅有坐贾，也有"行贾"，即长途贩运，象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的情况，就是如此。除了以工商业作为致富手段之外，当时还有"博戏"。"贩脂"、"卖浆"、"洒削"、制"胃脯"、作"马医"等"贱业"、"薄技"，亦能致富。这说明，当时的所谓"末"业的确是相当发达了。其二，当时不少从事工商等"末"业的人，往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通过经营工商业赚钱之后，又去买田从事农业经营。例如宣曲任氏通过做粮食生意赚了大钱之后，"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价），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这种"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情况，说明就是那些从事"末"业并发了财的人，也无法摆脱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重本轻末"的思想。其三，由于"末"业较易致富，因而必然影响到社会风气，使之"趋利"。鲁人曹邴氏的巨富，使"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司马迁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上引司马迁文皆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这段话，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汉代前期工商业迅速发展给当时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