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1 页。《答彭进士允初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75 页。
③ 载《复初斋文集》卷七。翁方钢著。清光绪丁丑年刊本。
① 《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清光绪吴县朱氏刊本。
② 《文史通义》补遗续《答邵二云书》。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三。见《文交通义校注》，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 年版275 页。
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④后来，章曾写有专篇文章为戴申辩，但当时几乎是一边倒攻戴，终于因担心舆论压力太大而不敢示人。章在给史馀村、邵晋涵两人的信中都曾谈及此事，“别有专篇，辩论深细，此时未可举以示人，恐惊一时之耳目也。”①“已别具专篇讨论，箧藏其稿，恐惊曹好曹恶之耳目也”②可以断言，这些未以示人的“专篇”肯定是褒扬戴氏《疏证》的。
焦循（1763—1820）也是肯定戴震的哲学的。焦循著《论语通释》即是模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的。他说：“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盂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③由上面的话可知，焦循不仅充分肯定《疏证》，而且注意到《疏证》与语言解释哲学的某些一致，以及以古圣义理作为权衡标准的思想方法。
戴震的语言文字学传人段玉裁，是戴氏一生中最亲密的学术同好，段氏虽不能完全理解《疏证》，但他在《年谱》中毕竟已撮述其大旨了。
一般认为，阮元是戴震的哲学传人。王国维著《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将戴、阮并举。胡适则视阮元为继承戴震的哲学家，他说：“阮元虽然自居于新式的经学家，其实他是一个哲学家。”④但实际上，阮元哲学并没有戴氏《疏证》的那种战斗锋芒，相反大大钝化以至于被磨灭。戴氏《疏证》言性理仁义，阮元言性命古训。他说：“余讲学不敢似学案立宗旨。惟知言性则溯始《召诰》之节性，迄于《孟子》之性善，不立空谈，不生异说而已。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从心则包仁义礼智等在内，从生则包味嗅声色等在内。”①又说：“按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后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时，即已谐声，声亦意也。”②可以说，戴震“以辞通道”，继而建树新理学，最有力处控诉现实“以理杀人”，而阮元的学理逻辑则趋于“由道返辞，由辞返字”，与戴氏有相逆之处。故侯外庐认为阮元是文化史家，不是哲学家，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乾隆同治年间的黄式三说得上是完全阐扬戴震的人（见本章二节），但总的说黄哲学水平不高，难以深入，虽著有三篇《申戴》，但基本上停留在难以全面欣赏戴震哲学的地步。
全面评价戴震哲学的是清末的章炳麟。章氏出于反清的需要，认识到戴震哲学对现实的批判和抗争作用，加之章氏几可与戴震相媲美的学术修养，章氏对戴震哲学的评述是深邃的。例如，《疏证》多处批评荀子，但章氏认为戴学源于荀子，而荀子又是章氏特别推崇的大儒，这既说明了章氏尊戴，又说明章氏对戴学有颇值得玩味的独到的理解。从思想史的脉络看，荀子的④ 同②。
① 《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馀村》。
② 同上，《答邵二云书》。
③ 《雕菰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见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湾远流公司出版103 页。
① 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卷一《节性斋主人小象跋》。
② 《揅经室一集》卷十。
③ 《中国早期思想启蒙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578 页、583 页。
唯物主义、《正名》的类逻辑、名学逻辑与戴学的唯物主义，“ 密严瑮”的逻辑思想理应是一脉相承的，而当与思孟学派的内省的唯心论和孟柯的无类比附逻辑无任何共同之处，不能不说章氏析戴入木三分，是透过表象看实质的真知灼见。《章氏丛书》中评论戴学有数十处，其中最著名的有《检论·清儒》、《大炎文录初编·释戴》。《文录》中另有《思乡愿》上下两篇，以宋儒程朱为乡愿（同流合污的伪善者），文理逻辑一系于戴氏《疏证》，如说程朱理学“兼之老聃也，偏得之孙卿、庄周也。”文中痛斥程朱“矫情”，批判攻戴的方东树之流“不悟”，是“猥俗之论”。
戴震为阐发新理学，认定《疏证》不得不作。思想理论上的分歧是无法随便认同和调和的，加之学术见解上的一些分歧，几使戴震失去了同仁间的全部理解、体谅和支持。一代思想先驱在封建文化代表麇集的四库馆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连早年的好友纪昀、朱筠等无一不疏远他、冷落他，只有远在外地的段玉裁仍是他学术上心心相印的知交和朋友。面对冰冷的世界，戴震曾书写古诗条幅以鸣志：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象肃清高。三分割据纾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