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老子》第一章。
③ 《尔雅文字考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1 页。
④ 同上。
列，互相发明其意以外，对任大椿用《尔雅》释先秦诸子特别赞赏，他说：“为之旁摭百氏，下及汉代，凡载籍去古末遥者，咸资证实，亦势所必至。曩阅庄周书‘己而为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语意不可识。偶检《释故》（按：即《尔雅·释沽》）‘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词。至若言近而异趣，往往虽读应《尔雅》而莫之或知。”①以《尔雅》解释经书和诸子百家，正是以语言解释显明经义和诸子哲学。
有趣的是，戴震对《尔雅》的成书还作了有益的揣测。现代学者证以天象记录和地下出土文物，推断《尔雅》成书于战国末期②。戴震从《尔雅》释经不能切合而推测说：“然或义具《尔雅》而不得其经，殆《尔雅》之作，其时六经未残阙欤。”③。意思是说用《尔雅》解释经义有时不能解决问题，明明《尔雅》具载某名目之义，但不合被释对象，推其原因，可能是《尔雅》编撰时，典籍还未遭残损而广遍收罗了他义。那只能说在秦代以前。
任大椿的笺补，当然是从语言文字入手的，可戴震对这一做法作何理解呢？他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①戴震是以语言解释学的精神来看待这类语言文字之作的，在戴震的心目中，”以词通道”才是时代的学术精神，学人追求的最高学术境界，当然也成了他的唯一的批评标准。戴震一生凡为语言文字之作写序，无不提到“以词通道”，他的语言解释哲学的旗帜鲜明之至。
戴震倡导的诠释词义的方法，是经验的实证的方法，而以语言文字通道，进而建树起新理学思想，却是创造性思维的方法。梁启超曾说，清代学术是个“研究法的运动”②，“以词通道”确实是个实证科学方法的建树。章学诚说：“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络精蕴’，即不敢读‘元享利贞’；弗能知星蹿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③读书的方法，当然也就是治学的方法。诠释词义的实证方法，其做法一般是先以古代字书，尤以《尔雅》、《方言》、《说文》等为训释依据，然后举证文献应用故例，或借以衍释词义，或借以验证字书义与行文义的一致性。总之，一切凭实证知识。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破读《尚书·尧典》中“光被四表”一语，是运用实证归纳诠释词义的典型例证。《尚书》孔安国传：“光，充也。”义本于《尔雅》：“光，充也。”唐孔颖达正义：“光，充。《尔雅·释言》文。”历来都把“光”字解释成“充实”的“光”。戴震认为，这一解释已能“转致学者疑，他指出，“光”字不过是个“桄”字，这个“桄”字的古音是“古旷反”，“光”与此字同音，而隋陆德明《经典释文》：“横，古旷反。”可见“光”是“横”的通假字，① 《尔雅注疏笺补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2 页。②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5 页至29 页。③ 《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52 页。
① 《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52 至53 页。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0 页。
③ 《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1922 年吴兴刘氏嘉兴堂刊本三十八页。或者说“光”即“桄”的讹写，“桄”是“横”的古字。总之，“光被日表”即“横被四表”，“横被”即“广被”，原句犹言“横于天下，”“横乎四海”。戴震有感于千百年来的糊涂解释，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从而认为“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后来，戴震的破译完全被文献发现所证实。乾隆二十年秋钱大听从《后汉书·冯异传》检得“横被四表，昭假上下”一语。后来姚鼐又举出班固《西都赋》“横被六合”一语。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戴震族弟戴受堂又举出《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一语，如此等等，由归纳论证法可知，上述从字书到史书的文献证据完全证实了戴震的破译。
这种知识论的经验归纳论证，并不限于书本，而已敏于事实和实习，从而在文献考释中大大发扬了儒家的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例如，戴震在《辩<诗>、<礼>注、轨、轵、四字》一文中，对《诗经》和《周礼》中这四个字的实际意义作了文献辨证，精审详核，纠正了毛亨《故训传》、《周礼郑注》中的一些误解，还其本来的实际意义，可贵的是戴震联系古代车辆的实际构制。以文献验于事实，书言与事制情实并重，两相互补，以求确诂，戴震最后说：者，式（按：轼）前；轨者，车辙；轺者，车； 者，彀末；轊者，轴末。治其名，详其制，庶可以正讹文交错、谬说因循矣。
戴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在解释词义时同样注重事实。《说文·丸部》：“ （按：wěi 音委）：鸷鸟食已，吐其皮毛如丸。”段注云：“玉裁昔宰巫山县，亲见鸱鸟所吐皮毛如丸。”段以自己实地观察到的事；证明许慎的说法，是很可贵的。实际上，打开《说文段注》，到处可见以文献实证，博物资料说解许书，体现了实证科学的精神和归纳方法的应用。王念孙著《广雅疏征》，购买多种花草竹，鸟兽虫鱼，把亲证所得生于笔端，既纠往纰，复多新载。段、王的方法光大了戴氏的实证思想。
戴震词义诠释中验之事实的实证科学精神，不仅使知识论的经验科学上升到新的水平，而且对语义、逻辑方面的解释也提出了实证要求，从而使对象的解释向真理性的认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作为乾嘉时代的学术领袖，他的这一主张对提高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学术的真理性认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没有停留在语言文字，而向无限广阔的现实世界跨越，这固然与当时西方实证科学的影响有关，但更为实际的看法，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主客观统一的求实和创造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较西方晚近仅以语言逻辑而作求真要求的语言分析哲学高明得多，戴震解释哲学取得这一突出成就的原因，与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
戴震解释学中的实证精神和归纳方法，大大提高了语言文字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地位。它使任何人无法怀疑某一推断的真理性，它总是要求人们向对象研究、课题论证提供诸多事实验证，随之而来的也就产生了关于真理性答案的心理保证，有时后者对研究者本人和接受者都显得更为重要，这或许是几代人乐于接受这种可以局部称之为考据诠释法的治学方法的原因。这种验之文本和事实的词义诠释方法，是哲学释义的基础和前提，如前① 《辨诗礼注轨轵四字》，《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8 页。所说，它首先是那较为虚幻的道德哲学解释得以正确的心理保证，也是使这种哲学解释能被知识界接受的起点和途径，戴震在乾嘉年间创发哲学新义，尤其需要这样的考据学基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理”的解释完全经历了“文献考释——创发新义”的过程。中心意思是“文献考释”则据证《孟子》、《中庸》、《乐记》、《说文叙》等典籍中的“理”字说，“创发新义”则积淀了彼时代之商业经济文化、徽商经济文化，提出了“情”、“欲”为理的新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段玉裁不能欣赏戴震的哲学思想，他在《说文段注》中解释“理”字仍以文献为据，连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本身也被他钝化为据以释“理”字词义文献资
三、语言解释中的转语说和因声求义
语言解释哲学，决不停留在字词的一一古今对应上，正如文字有系统，词汇有系统一样，语音也有系统，为适应解释学的需要，对语音系统作解释，对语音和字、词的连结方法（它当然是语音和语言表达的哲学思想发生间接联系的中介）作解释，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语音和字、词的联结方法，中国古代早有“转语”说和“因声求义”说，后来又有古音的系统研究。最早谈及转语的是汉代扬雄《方言》，从扬雄举证的实例看，他所说的转语，是指两词声母相同，或韵相同，或声、韵都同的同义词，其中有不少是些同音同义词。晋代郭璞在《方言注》、《尔雅注》中都讲到转语，《汉书》颜师古注中也讲到“语转”、“声转”之说。至戴震的乡先辈，明末的方以智在《通雅》中则把由语声转变而分化的同源方言词，又把音近义通的同义词都叫作转语。戴震是他的乡先辈的知音，方以智的转语说在戴震那里得到新的发展，戴震著《转语二十章》①，把转语说全面贯彻到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中，后来又有洪榜、程瑶田、王念孙、阮元、郝懿行等都在转语的运用上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清代训沽学中的一个特色：词源学的研究。
和转语密切联系的是因声求义。因声求义，也由来已久。先秦典籍中屡见不鲜的声训是因声求义的一种，到汉许慎解释字义牢牢抓住构字的形体，力主“以形立训”，使释义有了更可靠的基本立足点，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声训过滥的流弊，但对形声字的意义，许慎在运用“以形立训”的释义法则时总是尽量考虑到声旁的价值。例如《说文·示部》的“禛”字，是个形声字。意为“至诚感神而得福”，许慎的解释是：“以真受福也，从示真声。”这显然是抓住形声字的声旁释义的，无疑已包含“因声求义”的含意在内。因此，段玉裁注云：“此亦当云从示，从真，真亦声，不言者省也。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知此，则声与义隔”。①段的意思是说，许慎说解字义在贯彻“以形立训”时，又总是考虑“因声求义”的层面，把形声字看作形声兼会意，而许慎释会意字时，则无例外地“以形立训”。从上面的引文也可看出，段玉裁则对许慎在《说文》中把形声字大都说成形声兼会意之举进一步显明彰著，加以申发，提出“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的“因声求义”命题。许慎之后，宋代王圣美提出过“右文说”，汉字左边多形旁，为字义范畴统类，右边多声旁，“右文说”谓字义在右边的声旁中。至戴震乡先辈黄生著《义府》，因研究古汉语的词义之需，明确提出“因声以知意”②、“古音近，通用”③、“一音之转”④等音义关系原则，但黄生并不精于古音，因而不可能将“因声求义”具体深入下去。后来，戴震竟由儿时对乡先辈的崇敬变成自① 今佚，一说并无该书，《转语》即戴震的《声类表》，今本《戴震集》中有《转语二十章序》。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2 页。
② 《义府》卷上“仡仡勇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