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很注重老百姓对历史人物的评述，系史于民。例如为《沧州府志》写的《王廉士（王敏）传》说：“敏狷洁多近义，是以人啧啧喜称道。”
四是为平民百姓立传，如《戴童子圹铭》②。《戴节妇家传》则为“穷巷里曲之妇人女子”立传。传为戴震曾为隆阜卖姜老人立碑，皆此类。
五是从史实出史论，作者随时发表自己的史评见解。例如《万光禄传后序》云：“余读《忠节录》??盖卒之以身死国，非偶然也。”《养浩毛先生传》一开头就说：“戴震曰：士之行，以孝友为先??士之行之可表著，安用舍是而好言奇特为哉！”③在诸多的史传著作中，除了从《江永事略状》看出师生学脉相连外，其余也不难看出作者和史传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史作打上了作者的人格烙印，作者也往往从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汲取了丰富的人格滋养，作为哲学家的戴震直抒石破天惊的胸臆己见，不是有其笔下的中华历史人物铮铮硬骨的人格形象吗？戴震哲学也是从他的历史科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的。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324 页。① 《族支谱序》，见《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版216 页。
②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认为，此童子戴震长子，早殇。
③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41 页。
三、戴震自校本和参校殿本《水经注》校
《水经注》，是戴震一生中的大事，旧题汉代桑钦（后人以为三国时人）所著《水经》，至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水经》记述我国河流水道137 条，郦道元补充记述达1252 条，注文较原书多出20 倍，引书达437种，郦道元注完成于公元六世纪初，我国的雕板印刷术大规模兴起尚在十世纪初，前后相距达四百年。目前所知的郦注的第一个刊本是北宋成都学宫刊本，距郦注成书已长达五百余年，这五百余年内郦注本的流传全靠传抄，其间造成的讹错失漏乃至残损，是可以想见的。清代以研究古代文献为职事，且主张经世致用，《水经注》这部经注合一的最古的地理书，很快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戴震校《水经注》，据段玉裁《年谱》记载，开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这一年夏六月，戴震读到胡渭《禹贡锥指》中所用的《水经注》，引起怀疑，便检阅郦注原书。展转推求，方知胡渭致误的原因，正是唐宋间《水经注》在传抄过程中“残阙淆紊，经多误入注内，而注误为经，校者往往以意增改”①。例如“河水”郦注：“北河又东迳莎车国南”，“北河又东南迳温宿国”，戴震指出：“北河”皆当作“枝河”，证据是蒙上文“左右枝水”，故当作“枝河”甚明，而今本作“北河”，是后人所改。又如“济水”，《水经》经文“东至北砾溪南”，郦注：“又东南砾石溪水注之，水出荣阳城西南李泽，东北注于济，世谓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经》去济水出其南，非也。”据《水经》所云，水在砾溪之南，济水之北有砾溪。又因注文重列为经，济水之南也有个砾溪水注入济水。经文又妄增一“北”字，误入经文的注文增一“南”字，成了北砾溪、南砾溪，胡渭从之，据经文和误入经文的注文云：“上有北砾溪，故此为南砾溪，‘石’字衍（按：指郦注中‘东南砾石溪水’中的那个‘石’字）。”戴震据郦注明言“东北注于济，世谓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一语，说明济水过砾溪之北，即济水之南有一砾溪，不可能有南北两条砾溪，以注文辨正经文，经文也不当云济水“至砾溪南”，恰恰应是“至砾溪北”。类似以上“河水”、“济水”之误，“书中类此者不胜悉数”①。
就全书观之，残缺甚多。戴震据《崇文总目》说：“郦氏书有四十卷，亡其五，今仍作四十卷者，盖后人所分以傅合其卷数。”②《崇文总目》的这个数字是据宋元祐二年（1087）的刊本。宋成都学宫本仅三十卷，元祐本四十卷，显然是据唐宋以来流传的手抄本与刊定本比勘增补而成的。据清代钱曾所见到的陆孟凫影宋本宋版题跋云：“《水经》旧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学宫，元祐二年春，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按：即何郯，《宋史》卷322 有传）家，以旧编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镂板，完缺补漏，此旧本凡益编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帐小大，次第先后，咸以何氏本为正。”①①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1 页。
①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2 页。② 同上。
① 见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见《丛书集成初编》0049 号59 页。
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自校《水经注》时，能见到的版本主要有明朱谋讳《水经注笺》本、清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本、康熙五十四年的项絪刊本，及可能存在的抄本，把这些刊定本子和《元和志》、《寰宇记》等书引《水经注》“滹沱河”、“泾水”、“洛水”对照，皆缺失，故戴震怀疑这些古有今无的篇目“或在所亡之五卷内”。
针对以上种种复杂情形，戴震确定其文例，就郦注考定经文，使经注真正分开，别立经文为一卷，对注中前后倒乱不可读者，为之订正，以附于经文后，这样做，目的是还郦注的本来面目，并非为治《水经》，而是治《水经注》。段玉裁曾说，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校录的《水经注》一卷，经别于注，经、注不乱，此卷最为明晰。后来被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在官修校正《水经注》时，纲领文例不外乎乾隆三十年校录一卷时的办法，仅于讨论字句加详。对一卷本，段玉裁十分珍惜，曾抄写此本，并有自记一篇。
那么，戴震又是用什么办法使经注分开的呢？戴震治学最善于总揽全局，潜心于先发明条例，找到以我驭书的好办法，这正是近代科学重在寻找内在规律的方法。《戴震集》中有《水经郦道元注序》一文，是戴震自校本亦即曲阜孔氏微波榭刊本的序。序文中归纳《水经注》条例，然后循此条例识其大端，理校注文，佐以文献实证，使经文和注文分开。戴震归纳的条例有三：一是经文中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另再举水名，但注文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屡为另行再举之。二是经文叙次名水所经过的州县，仅说出某县，而注文因时代的更迭，旧县或湮或移，固常称“某故城”，而经文没有称“某故城”的。三是经文云“过”，而注文云“迳”。对以上三例，戴震说：“以是推之，虽经、注相淆，而寻求端绪，可俾归条贯。”①以上三条是在自校本序中阐述的，可谓戴震对研究《水经注》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有了这三条，拨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郦注的机缄，使经注相混的郦注归于纯粹。梁启超评述这三条说：“此三例戴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②语言是文化的化石，它能揭开历史尘封的秘密。戴震据经文“涪水至小广魏”，而注文云“小广魏即广汉县也”、经文“钟水过魏宁县”，注文云“魏宁，故阳安也，晋太康三年改曰晋宁”指出：《水经》上不逮及汉代，下不及晋初，称广汉为小广魏，称阳安、晋宁（汉永和元年置桂阳郡时称为汉宁）为魏宁，同称“魂”，可见作者魏人，且其书实出一人之手。《旧唐书·艺文志》说是郭璞撰，《新唐志》说是桑钦撰，宋晁公武说桑钦为此书而后人附益，王应麟说郦氏附益，皆非是。更有甚者，《永乐大典》本《水经注》郦道元原序没有提及桑钦，尤可据证。
针对《水经注》的复杂情形，戴震作了篇次序目上的调整。戴震认为，郦注原书是依于地脉，次第井然的，“史言善长（按：郦道元字）好学，广览奇书，故是注之传，或以甚综核，或尚其文词。至于触类引伸，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lè地的脉理），取资信非一端。”①后来因为长期致误，即使如有清一代的阎若璩、顾祖禹、胡渭诸子，论述所及，也时有差忒，订正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戴震相信，只要根据① 《水经郦道元注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0 页。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43 页。① 《水经郦道元注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0 页。地形的实际走向，实地和文献相结合，是一定能分析胪举的。他说：“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昭然可举而正之。”②据这一指导思想，戴震“以某水各自为篇”，即以水名独立成篇，北方的水，以黄河为最大，故领先，然后以黄河以北、黄河以南的水按次排序，“因之得其叙”。南方的水，以长江为最大，故领南方之先，然后先北后南，长江以北、长江以南的水按次排序，也“因之得其叙”，戴震说：“惟以地相连比，篇次不必一还其旧，庶乎川渠缠络有条而不紊焉。”③循此体例，戴震排序得123 水，作为校正全书的篇目次第。至于卷数，《崇文总目》据元祐本分四十卷，清代传本实际上仅三十五卷，而虚分成四十卷，是否合其所分，找不到证据，故戴震乾隆三十年秋私校自定《水经注》时，合为一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浙江金华书院“刊自定《水经注》”时，也是“不分卷数，为十四册”，“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一篇，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分属于河、江左右为次”④。戴震认为，这样不分卷，仅列123 水为目的好处是，可以不再在复杂的卷数合分问题上纠缠不清，“可以撇弃校订，专壹考古善长之书，合二本（按：《水经》经文本和注文本）无遗憾矣”⑤。以上据自校本叙述了戴震对校《水经注》的最重大贡献有三：一是在发现经文和注文相混以后，把握郦注全书，从中概括出离析经、注的三大条例。二是发掘内证，证明《水经》系三国魏一人所著。三是撇开今本四十卷分归旧本四十卷中仅存的三十五卷中去的问题，将实地与文献相结合，以实地水脉为准，列123 水为郦注全书篇目次第，合全书为一卷，或称不分卷。
乾隆三十七年（1772）戴震在浙江金华校注《水经注》而成的合卷本，实际上是戴震自校本的定本，后来的微波榭刻本即据此本。段玉裁《年谱》说，这一年“刊自定《水经注》，至癸已（1773），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都矣。后在都踵成之，今不用校语之本是也。”明谓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在浙东刊出定稿本《水经注》，“在都踵成之”显指继刻此定稿本，亦即由曲阜孔氏刻的“不用校语”的微波榭本。梁启超也据段玉裁的说法理解为“至（乾隆）三十七年刊于浙东”①。“在都踵成之”即使包括对乾隆三十七年槁本作修改，也只是小有改动，决不影响乾隆三十七年已有定稿本的判断。应该说，乾隆三十七年的自校本与三十八年秋进入四库馆后，由戴震领衔，经集体校定的官刻本（即三十九年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本）是有很大区别的。似乎戴震弟子段玉裁为借官刻提高老师身价，《年谱》说：“是年（1774）十月，先生校《水经注》成，恭上”，“高庙褒奖，颁行御制诗六韵??盖先生之受主知深矣。”一般读者也因四库馆校《水经注》由戴震主其事，故往往而言武英殿本为戴震一人所校，而忽视集体的努力。据记载，“戴氏之入四库馆，于馆中请公为后进，戴性又做不肯下人，诸公颇龁之，其所校刊，不尽从也”①。学术争议，面红耳赤，原无足怪，此处告诉我们：殿本是靠集体努力校成的。洪榜《戴先生行状》也说：“先生治是书将卒业，会朝② 同上。
③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