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讲过吗？”
“或者他讲过，或者是后来一些人的估计……反正他几十年都不怎么出门，很少与人交往。但从其他城市来的老先生，特别是海外来的一些文化人，常常提出要见他。因为他太有学问了。”
接上雨子讲了一个事例：四五年前，这里发现了一位老学人的遗著，就是后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是谈论东部沿海古城的书……
我的神经开始绷紧了：“就是谈两个古莱子国的异同——是那本古籍吗？”
“就是那本。当时发现的是一部手稿，很乱，外地一个更大的古籍出版社要拿走，可我们这儿不想放手。对方说：‘我们不是不舍得你们出版，是因为你们这里找不到能整理这部遗著的人。’出版社有些犯难——这儿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干这活儿。这部手稿上那些古文字，一些符号、字迹，没有几个人认得出。怎么办？出版社的人不甘心交出去，因为这部手稿太珍贵了。他们到大学去，大学里的一些老先生也没有办法。他们还试着到外地找过人。谁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眼皮底下就藏了个‘梁先生’！正这会儿一个很有名的海外学者为一个问题千里迢迢来请教梁先生，被古籍出版社的人知道了。领导一拍板，说快把那部手稿送给老先生看看。梁先生接到手里，翻了两下说：‘这不是我同学的一部书稿吗？可惜还不全。你们从哪儿弄的？’就这样，梁先生接受了整理这部残著的任务。他觉得为死去的老友做这件事情很值得也很重要。就这样，只用了半年时间不到，他就把手稿整理出来了，出版后就是你见到的那本古籍。当时出版社给了他两千元的‘润笔费’，老先生还是接受了。”
他在讲整个事情的始末，我一直没有做声，心里琢磨：那部残著的后半部呢？我想的是手里的秘籍……那本出版物太深奥了，时而“语焉不详”——它特别提到了“思琳城”的变迁，那些地方最令我神往……如果能见到梁先生本人该是多么荣幸啊！
“你能给我引见一下梁先生吗？”这句话在口中一旋，但没有说出来。
天色有些晚了，我站起来告辞。雨子说：“滨要回来了，留下吃饭吧，你正好也见见她。”
“谁是滨？”
“我爱人。她工作的地方离这儿比较远，所以回来得总是晚一点，我做饭太蹩脚，她总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