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个糨糊脑瓜子，亏你天天早起遛早儿，耳聋，眼也不灵。告你吧，好几个晚上，张义民就没走，住在小婕屋里了。”沈萍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什么？！”高伯年由于恼怒，额上的青筋绷起来，“张义民他怎么敢……”
“瞧你这副正人君子相，好像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小婕如果不同意，张义民他敢？过去小婕老看不上张义民，现在看情形，她是乐意了。什么事都得辩证地看，小婕和张义民一直交着朋友，这就不为过。所以，我才考虑早点儿让他们结婚，免得再出什么岔子，小婕可再经不住刺激了。”
高伯年无话可说了。“好，那你就给办吧。”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对话。
“你说得倒轻松。办，怎么办？为了让小婕心里高兴，得把婚事办得像个样。老百姓办事还得花几千块，摆十几桌呢。这次得把中央的，市里的老战友都请来，搞像样点。”
“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我们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和一般群众比这些？现在正抓党风呢，我们不能带这个头。小婕的婚事，多听听张义民家里的意见，量力而行，不能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我们得注意影响。”
“你呀，整天在会议、文件里泡着。你也到社会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不是咱们结婚那会儿，抱一床被来就算结了婚。现在的观念也不是五六十年代什么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现在讲究会挣会花、能挣能花的新生活方式。我们存点钱，还不是为了子女。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为她我全花了也舍得。我不用张义民办。不是让他把小婕娶走，而是我们娶他张义民。婚事我们办。张义民家也拿不出多少钱，还不是喝点酒，发块糖，闹闹哄哄就完了。我这次想让他们去黄山、庐山、张家界、九寨沟、三峡转一大圈，然后我们到青岛去等他们，在那里举行典礼。让小婕玩个痛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忘掉。”
“好吧，好吧。你去办吧，怎么办全可以。”
“我办？我全办就不跟你说了。你得跟各地方提前联系，让他们到哪儿都有个照顾。怎么，你别不耐烦，你是不是父亲，小婕是不是你女儿？”
“我、我、我！！！”高伯年拍打着桌子，“你看不见我正在干什么！”
沈萍连瞥也没瞥桌子上的稿纸：“谁管你干什么？干什么也是白干！你们这些人，有权也不会维护自己利益，左一个改革，右一个政策，一左一右就把权交给了别人。共产党打下了天下，现在，打天下的共产党人还没死，坐天下的就换了人。你到下面瞧瞧去，掌实权的还有几个正经共产党人。”
“你胡说些什么？！”高伯年没料到引出沈萍这么一番话。
“胡说？我们局五个局长，一个摘帽右派，一个五八年的归国华侨，一个民主人士，一个一直也入不了党的非党群众，一个六二年才毕业的大学生。党委书记的党龄还不到七年。这就是你们的干部路线，让有资格的，一心跟党走的党员靠边站。”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你不也是和平时期入党的嘛？”高伯年站起身，沈萍的话使他恼怒。
“我没资格？对，你有吧！”沈萍冷笑一声，“可你离靠边站还远吗？你该明白了，手中有一天权，用与不用，结果都一样。谨小慎微也好，维护影响也好，廉洁奉公也好，铁面无私也好。到头来，都得离休，都摆脱不了你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冷落，你等着瞧吧。”妻子的话狠狠刺痛了高伯年，他颓唐地坐回到转椅上。
沈萍不想再跟丈夫争论。她恨他的迂腐，没有他，事情她照样能办。她转身准备离开。这时，门边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这是门卫通向这儿的内线电话。
通过这个电话来访的人，都是些基层干部，亲戚朋友等不速之客，现在，高伯年不想接待任何人的来访。
“你接一下，就说我不在……”
沈萍没好气地拿起电话：“喂，我是……谁？”她的脸骤然间凝固了，只觉得心里怦怦跳，“告诉他，伯年同志不在。什么？……就说我也不在。”
她听到电话里，门卫向来人解释，她刚要放下电话，话筒里又传来急促的声音：“沈萍、沈萍。我是王守义呀，我只求见一面，就五分钟、五分钟……不然，我明天还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