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站起来。
“指挥部在等待我们一个回答，我们是撤出工地，换一班人马，还是留下来干？大家回答吧。”
“干！”会场上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
这正是杨建华所期待的回答，也是他向曹局长下保证时所料到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们。
阎鸿唤听到市委派出检查团到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的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到指挥部。
这些天，市政府的紧急事儿太多。猪肉出现了紧张，本来本市猪肉储存供应到今年夏季没什么问题，但春节前夕，突然出现了邻省市纷纷来他这里抢购之风，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让猪肉继续外流，很可能过了春节，连“五一”都维持不到，这需要召开商业口的紧急会议；春节前夕，一些个体商贩套购市场紧缺物资。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一些集体和国营商店也乘机随意涨价，乱涨物价之风，引起了市民心里的紧张和不满，不立即刹住这股风，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需要召开物价、工商、税务方面的紧急会议；春节过后，离春耕春播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环城线完工后，紧接就是环郊线开工，在这之前要把环郊线的规划和设计方案搞完，提前征地，免得郊区农民播了种后再占地，造成农民、国家双方受损，这需要召开规划局和农委的联合会议……一个个紧迫的，又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会议占去了阎鸿唤主要的精力和时间。不仅如此，一些琐碎的，然而又是亟待解决，求得批准的企业生产中的问题或人民生活中的问题，每天都大量地堆积到他的办公桌上，文件需要过目，计划需要审定，报告需要批示……每天他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日理万机，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并未感到精力的不足，也没让工作的摆布出现混乱，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
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他震惊的案件，市公安局检察院联合向他报告，破获了一个重大经济犯罪、流氓犯罪集团。首犯是原市委书记、现中顾委员徐克的儿子徐援朝，还有现任副市长柳若晨的胞弟柳若明，市公安局要求立刻逮捕二犯，检察院列数二犯主要犯罪事实，准备正式向法庭提出起诉。案情是严重的，但阎鸿唤意识到比这更严重的是两位主要人物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舆论影响。可能公安局、检察院同样顾及到这个问题，才特意不单单依照法律，而且依照组织程序，向市委常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在强调法制的社会，当然要依法从事。尤其经过整党之后，群众对这类问题尤为敏感，因此丝毫不能犹豫手软。市委常委会经过半天讨论，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两份报告上共同签发了常委会的意见。
今天，他刚刚上班，秘书就交给他一份市委城建工委简报，简报上说，市委派出了一个二十人组成的财经纪律检查团进驻市道路改造工程指挥部。这消息又一次让他震惊。
他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陪着，走进了小会议室。会议室里间屋里正在进行一场言词激烈的谈话。阎鸿唤示意办公室主任不要惊动里面的交谈，悄悄地坐在外边会议室的沙发上。
“整个工程投资由我们局承包，现在一没超投资，二无质量问题，你们检查什么？”这是曹永祥的声音。
“曹局长，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你，也不是否定市政工程局在建设环线中取得的成绩，我们只想通过检查，搞清二公司的经济问题。”一个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说着。
“二公司在经济上没问题。”
“局长，任何结论都要在调查之后才能得出，您不要把弓拉得太满嘛。”
“我当然可以拉满弓。二公司承包，发节余提成费是我批准的，他们的账一笔笔我都清楚。”
“你清楚就好。但有一条您必须执行。冻结工程之外的全部支出，今后一切开支由检查组监督。”
“光明桥不能按时完工谁负责？如果我们的政策朝令夕改，工人们的热情就会受到打击，士气会受到挫伤。你知道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工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市内交通拥挤不堪的局面还要持续半年乃至一年；国家还要多拿出几千万来维持缓慢的工程。一个破记录的速度在世界建桥史上留下夭折的记载。你们知道吗，由于你们的举动，可能会造成不是几万元奖金所能弥补的巨大损失。”
“曹局长，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年人拿出一种教训的口吻，“我们的四化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如果您的工人离开钱就完不了工，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那您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长，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老板。市政工人劳动量大，工程进度快，这不假，但其他行业的人就不辛苦？像机关干部，每天忙上忙下，一个月一分钱奖金都没有，我们就不干工作了？二公司有的工人一个月拿了四五百的奖金，比国家总理的工资都高，这合乎情理吗？像什么超进度奖，节省原材料费，工程质量奖，巧立各种名目，其实根本立不住。没有超进度问题，只能说原指标定得太低，也不
存在节省材料问题，只能说定计划时报高了用料数，工程质量是必须保证的，工厂工人出了次品要罚，产品合格是应该的，发什么奖？市里拿出这么多钱投资环线工程，可钱不全用在工程上，相当一部分流入施工人员的腰包，这叫什么？这叫吃工程，严重说就是经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