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风。什么十个大庆，大庆下面还有个大庆，大庆周围还有个大庆。没过多久，又说松辽平原没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十个大庆是中央决定的，把责任又推到中央去了。这是什么作风。
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困难哪。困难在于，这场斗争，不像战争时期那样敌我分明。有些说法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对的，实际后果却是严重的。它造成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因之而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失望、悲观、因为你提我不提的几块钱工资冷酷相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生活还是那么贫困，这像是没有尽头的贫困根源到底在哪里? 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灵魂将在这旷日持久、为每日的食物而竭尽全力的挣扎中遭到腐蚀。它引起激愤、忧虑、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怀疑……
不．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
如果说过去有许多事情曾让郑子云感到忧虑，那么现在，在三中全会以后，他恢复了信心。
郑子云认为，三中全会，是党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都不过分。
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他参加了那次工作会议，对会议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识上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被捆着的手脚。
以后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改革。
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为纲相对立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以计划调整为主，开展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过高的积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提高粮价，稳定农民这一头。
为“天安门事件”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包括为错划的右派平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以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这一切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展开的。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转折。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 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 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他把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锁进写字台最底层的抽屉。若有人问起来，像一九七六年对待揭发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样，用“找不到了”交账吧。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能不能改一改呢? 往来信者的原单位一转了事。对反映问题的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推卸。
“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主持专案工作。许多干部的历史专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专案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结论的话，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会闹起来说你右倾、包庇，到处贴大字报，到“四人帮”那里去告状。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这个管专案的职撤了，还闹个右倾复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没什么。要是换上个“左倾”的老爷呢，那些干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还不如自己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呢，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他总能找出些理由拖时间，这里再查查吧，那里再外调一下吧。查来查去，讨论来讨论去，无穷无尽。最后把那些人磨烦了，水到渠成也就解决了。同专案组的关系也没闹僵，下一个专案咱们还是在一块好好研究。就这样穷磨，把他经手的专案全都解决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办法。
他常常苦笑着想：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没有这个官僚呢? 可能还要坏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处。反正我们已经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点吧，总比弄得稀巴烂强。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虚功、会议、争论，耗去人们多少精力啊。
“有什么事情吗? ”田守诚问林绍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绍同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需要他特别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纪，说昨天上午郑副部长和汪副部长上B 大学去访问戴教授了。”
“噢?!”田守诚愣了好久。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共产党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问听得反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