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咏明真想把董大山撤了。这么一件事，不但宋克打电话替董大山说情，连田守诚部长也给他打招呼。田守诚不可能认识董大山，这当然是宋克游说的结果。
陈咏明能不服从吗? 一个是他的主管局长，一个是重工业部的部长。他能去问郑子云吗? “你说的话算数不算数? ‘能下放的权力，部里一点儿不留……”’郑子云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据说他的工作也并不顺利。
再说，他自己不是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一定的迁就和让步吗? 上次，田部长不知为什么缘由来厂里看看走走，他不是也同意报销一笔招待费吗? 他说：“香烟嘛，就买三盒吧。他们要抽就抽，不抽不要打开，留着下次用。”原政工组组长深奥莫测地笑了。还有人说他小气。小气? 谁不小气又从自己腰包里掏了一分钱呢? 部长们在自己家里抽烟怎么办? 也有人招待? 明知这么做要讨人的不喜欢，但他要决心在自己的工厂里造就一种公事公办的风气。
据说，行政科的经办同志买了一条。那位行政科长不错，不给报销，说：“剩下的哪里去了? 查不出来不要报销。”好，这么一来，下次就没有人再敢拿着公家的钱瞎花，并且从中揩油了。有反对的．不是也有支持的吗? 使陈咏明感到忧虑的还有，像李瑞林这种党龄不算短、党性比较强的同志，事情一涉及到自己头上，不但思想跟不上趟．甚至还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且，随着今后工作的发展，肯定还会涉及更多按老规矩办事的人。那阻力是多么的大啊! 他，吃得消吗? 偶尔，他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惶惑和短暂地丧失信心。这时候．他只要大步流星地在厂子里走上几圈，心里的郁闷渐渐就会被随时遇到需要他裁决的各种问题所驱散。他没有时间发愁，他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复杂的生活中去。
扣工资的事，气得李瑞林七窍生烟，可他既没跳也没闹。他知道这事不能闹。他不在理，摆到桌面儿上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在他那杂乱的思想里，还有一根弦总在提着：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了……
老吕头还按着老称呼招呼他：“李书记，您——来得这么早哇。”
老吕头的两个门牙已经豁了，说起话来直漏风。所以，那语调更让李瑞林感到一种落魄的凄凉。
他原想对老吕头说：“别叫我书记了，往后，就叫我老李吧。”话到嘴边儿，却硬是说不出来。
一想到今后要与老吕头为伍，一块儿看大门儿了，脸上总有些挂不住的样子。话虽那么说，共产党的干部能上能下。谁见过呀。
历来的习惯是，只有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连撸几级。平白无故，哪有从干部变工人的? 不往上升，至少也得保持原有地位不变，才说得过去吧? 不论怎么说，老吕头还那么称呼他，在精神上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至少老吕头没拿他当犯了错误、撸下来劳改的干部。于是他装着没有留神的样子，只是执意劝老吕头早些下班，回家休息。
老吕头从车棚里推出自己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乱响的自行车，头上戴着一顶小儿子吕志民复员的时候带回来的军帽。绿色布面、灰色兔毛的衬里，耷拉着两个耳扇子，一走一扇忽。身上穿的那件棉大衣，油腻腻的。胳膊肘、前襟和下摆的边缘都已经补过了，就连每个扣眼儿，也都重新锁过了。这件大衣，早该换一换了。
当老人的，省啊，省啊，还不都是为了孩子。
李瑞林想起老吕头的小儿子吕志民，昕说净和老吕头闹不对付。能说那孩子坏吗? 也不是，就是犟，你说东，他偏说西，毛毛躁躁，是个“二了八十”的浑小子。唉，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了年纪，心里还不得安宁啊。做父母的，除非到了蹬腿的那一天，活一天，就有操不完的心。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李瑞林瞧着老吕头走远之后，便走进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觉得这么坐着不是个事儿，总得干点什么吧，又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他忽然觉得呆了这么多年的厂子，变得好生分．好像他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这让他觉着很不是滋味。
于是，他捅开了封着的蜂窝煤炉子，打了壶水放在炉子上烧着，又从门背后找出把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传达室门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说实在的，真没有什么可扫的，溜光的马路挺干净，说邪乎点，真像舔过的那么干净。他直起腰，打量着远远近近的厂房。从部队转业下来，他就到这个汽车厂来了。二十多年，眼瞅着这个厂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就像眼瞅着邻居家的孩子，生下来，吃奶，断奶，会爬了，会走了，长大了，上学了……有时，他不明白，他明明见那孩子不久以前还光着屁股满世界乱爬，怎么一下F 子就变成了个漂亮小伙，穿着他顶不待见的喇叭裤，裤腿活像两把用高粱篾儿扎成的笤帚，胳膊弯里还挎着个小妞儿。
这工厂越来越气派了。比他家乡那个县城还大，绕厂子转一圈，没有大半个钟头怕是转不下来。
一进厂子大门，是个挺大的圆形花圃，两条柏油小路，从花圃左右两旁绕了过去。像两条筋骨挺好的胳膊，搂着个大笸箩。路边，是挺直的白杨树。树干上的节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们，也那么瞪着李瑞林。白杨树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墙。松树的针叶上，锈满了从北京城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灰，叶子黑不黑、绿不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