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在人物的活动背景和行为方式上。最具民族性格特征的徐秋斋，这个乡村落魄知识分子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声口，生动真切地显示出人物的生活环境所具有的文化背景，透露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中独特而又深邃的内涵。这位老人身上所具有的民族性是这样鲜明和强烈，以至于可以作为一种中国人的代表和符号来看。
《黄河东流去》最堪称作“中国式小说”的地方是它找到了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即通过解剖中国社会的细胞——家庭，通过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来把握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形式，特有的伦理道德，人和人的关系，以至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和背上的沉重包袱。这一点，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
《黄河东流去》展示了一个家庭序列，具体而细微地揭开了农民家庭的秘密。在农民的草屋里，甚至在黄水浩劫中临时围成的“新房”里，在车站旁边的难民茅棚里，在私奔男女的途路中，都是那样充分地显示出缜密牢固的家庭结构，质朴而又丰富的感情联系，毫不含糊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
仅以爱情方式为例，老一代的，如李麦与海青牛的，长松与杨杏的，王跑与老气的，海老清与老伴的，固然是中国传统式的；即使年轻一代的，包括梁晴与海天亮从两小无猜到八年等待，爱爱的选择，蓝五与雪梅的私奔和殉情，春义和风英的离异方式，也都是深深打上传统的爱情婚姻方式的烙印。
如果把这些置于同世界各民族的对比中来认识，那就是再鲜明不过的特点了。只要一窥这种家庭生活的天地，人们就会说：这是中国人！
历史画卷、人物群像、民族灵魂、风俗画卷，这一切的成功，
实际上已经包容了并且赖于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性。《黄河东流去》在艺术上的民族特色是总体性的。从文学继承的渊源关系来讲，说它笔法得益于红楼，章法有似水浒，是有道理的。它的语言是文学性很强的语言。叙述语言，见环境气氛，不见人物性格。人物对话，有个性特点。笔法凝练，重在传神，富有韵昧，但又是地方特色根浓的语言。吸收大量口语，朴实生动，教授学者不觉其野，识字不多的不觉其文。小说的章法，是根据表现对象所进行的创造，以各个家庭为独立中心而形成的若干板块，七户农民的逃难流浪史形成几条线索互相交叉，故事曲折而又隔而不断，脉络清楚，有头有尾，最终以团圆结局。这种组织情节结构的组织方式，显然是受了水浒等古典小说的启示和适应传统审美心理的要求。
在小说创作中，追求民族特色，是新文学的一贯主张。但是，近年来，人们的兴趣似乎更着重于对新手法的尝试，而这新手法似乎又着重在借鉴西方现代派。引进、借鉴和求新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决定于表现对象的特点和作家的条件，也决定于读者的审美需求。
李准所以把《黄河东流去》写成一部中国式小说，追求民族特色，是在清醒地把握了表现对象、欣赏对象和自己以后的自觉地抉择。他认为“我们文学‘仓库’里的精华既没有用完，也没有过时，中国的文学史是三四千年的历史，可供我们吸取的营养太多了，我相信它会发出新的光辉。”在文坛一片创新的声浪中，他的这些看法和追求并不是保守，而是要在创新的合唱中，直面中国最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唱出与他们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适应的具有中国风味的，蕴含着排鼓和铙钹那样明朗节奏和雄浑气概的，同时又飘逸着丝竹和唢呐那种缠绵悱恻的韵味和高亢
激越的旋律的曲调。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付诸艺术实践，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吸收外国文学中有用的东西，比如心理刻画；同时扬弃传统写法的一些弱点和不足，如情节的戏剧性和过分夸张的手法等，他写出了在形和神两方面都是十足的中国的山水，中国的气味，中国的人物故事，中国的风格和气派的大作品来。
个性化的作品
当我们说《黄河东流去》是一部中国式小说的时候，实际上还指出了小说的另一特点，即它更是一部李准式的小说。这里有参照系的不同。第一个评价是把小说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来比较的；第二个评价则是放在中国文学之中来比较的。这两个特点在根本上说又是二而一的。对李准来说，尤其对《黄河东流去》来说，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是同时获得的。
《黄河东流去》体现了李准长期形成的创作个性，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这种优势除了他长于写农村写农民，坚持现实主义之外，就是他对民族形式的熟练掌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是他善于塑造性格化的人物，运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这其中包括，精熟的白描，传神的细节，闪现性格碰撞火花的对话，“闲笔不闲”的议论和抒情，极富幽默感和平易家常的叙述调子。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他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又发展了新的风格因素。这主要是心理刻画和抒情性、哲理性的加强。